写在前面：
这是Times最近的一片文章，讲的是中国78年后出生的一代独生子女，引发了网络上大范围的讨论，也引发了我的兴趣，毕竟自己就是这个世代的人。看了下，觉得作者基本写得较为符合我这一代人的特点（特别是写Vicky在滑雪设备上的浪费时，我刷地一下就联想到了梅竹！），他主要写的是年轻人的生活形态和在政治方面的一些立场，的确是写出了我们年轻人的现状，不过，我也觉得他有些神经质，设想一堆年轻人，男男女女在火锅前，Pub里，不聊谁爱谁，不聊奢侈品，却去聊政治，那不是一堆神经病是什么？^^另外，作者有一个担心是多余的，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一定会带来一个更加繁荣、富强、民主的中国！
翻译到最后一段的时候才发现天涯上已经有人翻译完了，真是又做了次无用功。不过我与那个作者的很多地方翻译不同，如果看官们觉得不妥的地方，还请参照英文原文：http://www.time.com/time/magazine/article/0,9171,1647228,00.html
中国的"我"世代
作者 Simon Elegant于北京 2007年7月26日，星期四
星期五晚，在丰盛的海鲜前，六个朋友天南海北地交谈着。戴着一对大耳环，紧身丝绒外套，精心装扮的Maria Zhang一来就给大家描述了一个位于泰国东海岸的岛屿。她说，那里的潜水很棒，而且有许多中国人，因此不用担心语言问题。她的朋友Vicky Yang正在旁边用借来的笔记本电脑从一个复杂的程序上下载电子邮件到自己的手机上，她是一家咨询公司的精算师，要在今晚完成一个项目策划。正当Vicky打电话给同事的时候，大家已经从滑雪（"我摔了无数跤"）到了iPod系列产品的比较（shuffle没意思），又突然转到了中国的信用卡。Silence Chen，在广告巨人奥美（Ogilvy & Mather）北京公司上班的一位会计主任，告诉大家说自己最近总共收到了六张不同的信用卡，"每张的信用额度都是10000元，"他笑到，"我突然就成了一个拥有60000元的富人！"当大家聊中国的在线购物的时候，牡蛎、辣鱿鱼和石斑鱼端了上来。
有一个话题他们没有涉及，而且在这群密友间几乎不会涉及，那就是——政治。这就使得他们远离了中国前几代精英，那些生活在过去半个世纪，那些塑造了中国的事件里的人们：文化大革命、对西方开放、天安门事件以及后来的镇压。在Gang Ji饭店聊天的这群20岁的年轻人不认为应该管那些事情。"我们对政治无能为力，"Chen说，"所以没有必要去聊或者参与。"
中国大概有三亿30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是一座由封闭、排外的毛泽东时代连接到了被全球化深刻影响的桥梁。中国的年轻人是这个国家目前经济繁荣的主要消费和受益群：根据瑞信（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的调查，在过去三年中，20至29岁的人群收入增长了34%，是各个年龄段人群中收入增长最显著的。而且，因为他们的自我主义，无政治化的实用主义不断地从国家经济中获得好处，同时也巩固了共产党的统治。调查发现，在生活城市的当代中国年轻人也是一样地喝着星巴克（Starbucks），穿着耐克（Nike），写着博客。但调查也显示他们对投票权只有很少的兴趣，也不希望推翻共产党统治者。"在他们的心愿单上"Hong Huang，几本生活杂志的发行人说到，"任天堂的Wii游戏机是列在民主之前。"
中国"我"世代的成长对国外政治研究有深刻的影响。在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长期认为，经济的成长最终会给中国带来民主。例如James Mann在他的新书《中国的未来The China Fantasy》中指出，中国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会孕育出与美国一样的政治制度，那种为能紧密地为国家贡献中间力量的，合理的政治制度。但中国的"我"世代却可能推翻这一长期结论。作为中国经济成功的主要受益者，年轻的专家们越来越专注于经济指数。他们唯一期盼的就是一位受人爱戴的政治领袖对这个国家千百万穷人进行农村改革，以及城市化进程。
所有这些都意味这中国的民主不会很快到来。虽然与中国合作的西方的政治家们不打算宽恕共产党的政治压迫以及其未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但是这一代人似乎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中国观察家们认为中国的"我"世代不愿意被鼓动去改革，这是因为他们厌恶那些当今污蔑中国的言论。"他们非常骄傲中国今天的作为，对政府的印象非常正面，"在为上海一家叫Jigsaw国际的公司做广泛调查的P.T. Black说到。中国的新一代精英层在不断出现的好的改革时机上无所作为，那么问题就是，"我"世代和中国最终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那些曾经访问过还是穿毛泽东时代那种服装与集体社会，曾是工人阶级天堂的中国的人们，在他们试图将今天生活着这样一群精英的中国与过去联系起来时，未免会感到迷茫。当我1981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我跟着两位导游走进了上海的人民公园。我们的外交官引导我们通过一条特殊的门进入一个专门为"国际友人"服务的地方。当我们经过时，一些年轻的中国人被拦在了外面，他们有些高声抗议这种只对外国人开放规定。我们其中的一位中文导游也用中文表示了赞同。突然，一群年轻人围了上来，向我们询问一些幼稚的，带有目的性的问题：美国还有奴隶吗？你们在哪里学的汉语？真的是所有的美国家庭都有三辆汽车吗？你能帮助我去美国吗？
那是二十五年前的讨论，时间跨度差不多有一代人。那些我遇到的天真又谨慎的中国人应该是今天坐在这里享受海鲜的父辈，但是Vicky和她的朋友们与我在上海人民公园遇到的父辈们完全没有任何共同点，无论是打扮、观点、生活经历、教育还是对未来的憧憬。
最明显的变化应该是人口状况。因为始于1978年的独生子女政策，这是世界上第一代主要是单个小孩家庭的一代，这是自我思想严重且被日益增长的消费主义、因特网和电子游戏侵蚀的一代。与此同时，这是比起他们先辈来受到了更良好教育也更了解世界的一代。对比在文化大革命中于高中辍学的那些失落的一代，这是四分之一都在大学受教育的一代。这个国家对西方的开放让许多的人得以游览世界：2007年有370万中国人到国外旅游。在下个十年里，将会有超过从美国和欧洲总共出游人数还多的中国人出游。尽管在"我"世代这个时候，燃料会紧缺，但是，这种全球化带来的旅行的便利似乎也对不需要对国家进行根本改革的一个证据。
还有个一也是让这一代人缺乏政治动机的原因：牺牲。于其他人一样，"我"世代也受到他们父辈经历的影响。当他们的父母谈起大跃进时（50年代末期一项运动，造成了大约200至300万人的死亡），文化大革命的动乱时，他们总是用一些恐怖的故事让自己的孩子远离政治。中国历史上的那一章止于1976年毛泽东去世，对于今天的精英们来说，那是远古时代。他们只知道和平与今天的经济繁荣。"我们相比下（与其父母）对物质的需求大很多"27岁的Maria Zhang说道，"而且我们越吃、看、尝试得多，我们的欲望也就越大。"
有一个事件是"我"世代能够记得的，发生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对学生的镇压。但对于想Maria和Vicky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天安门事件更是一个警示而非激励。对于天安门这样的群众示威是否应该继续，Vicky认为，他们会让使得那些保守势力把中国重新带回城堡时代：没有iPod，没有海外购物，也没有周末的滑雪。"但我认为学生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当时11岁对这个事件只有模糊印象的Vicky说到"也是必要的。"
Vicky可以代表年轻一代中国人的主要变化。她很有进取心，一名29岁的精算师，不喜欢微笑，但是却热衷于聚会。她和她的朋友们定期聚餐，或在酒吧聚会，基本不在家里吃饭。在她的博客上的一张照片显示，他们也举行像万圣节和圣诞节那样的聚会，去年还去了趟埃及。
由于Vicky的新男友Wang Ning，一位滑雪运动员的鼓励，她在今年早些时候决定也参加这项运动。为了显示对滑雪的重视，她去了位于北京南边的一家专门出售滑雪用品的购物中心。她选了一个材质轻巧的滑雪板，是科罗拉多（Colorado）出品的Never Summer，上面绘有五彩缤纷的蝴蝶。还有手套、滑雪镜等一整套装备，花了她大概700美元。当问到花这些钱买一些也许永远不会用到的装备是否明智时，她回答到，"我觉得当你在尝试一个新的爱好前一定要有所准备，要有设备。"她又补充到，"就算是我不喜欢滑雪，但这些装备放在家里看起来很爽。而且我的客人也不会知道我从来不用它们。"Vicky的微笑显示出她开了个玩笑。在星巴克（Starbucks）里，她显示出对政治相当地缺乏兴趣。"这是因为我们的生活很好。我只关心当我购物后和餐厅里的权利。要说那些民主政治，我觉得。。。"她耸了耸肩，呡了一口拿铁，"跟我的生活完全对不上号。"
像Vicky和她朋友这些年轻人代表着社会的前沿，是年轻人的领军人物，是一群有强大消费能力的消费者。这个中国，这些年轻的专家们喜欢在博客上寻找乐趣，喜欢旅游，喜欢工作和生活中间有个平衡（"努力赚钱，努力花。"Vicky重复了很多次这句话）。如果他们不能支付购买滑雪装备的700美元，他们会努力地去达到。
而对于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取悦"我"世代也被认作可以维持共产党的统治。到2015年，中国30岁以下的年轻人将达到5亿，占整个人口的61%，相当于整个欧盟的人口数量。无论是大小政策，政府的一个明显倾向就是尽力讨好日益增长的中产阶级。拿北京举例，新的富裕阶层一天就能消费1000只手机；如今在首都拥挤街道上行驶的机动车是过去五年的两倍，达到了30万辆（相比下全纽约的在册机动车数量为20万辆）。虽然严重的污染问题（北京的空气污染是世界上几个最糟糕的城市之一）可能影响到明年的夏季奥运会，但是中央政府却没有在政策或税收上来限制机动车的数量上有所加强。而且，这也有悖于发达国家要求北京在全球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要求。
这只是政府对"我"世代的长期政策方向一个例子。在今年2月官方宣传刊物《人民日报》发表的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强调到：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经济增长应优先于民主改革，而且还应坚持100年。但整个统治机器都经常受到冲击，温家宝那些高层也承认在一些省份，不满的情绪在增长，农民与警察为土地和官僚的腐败发生冲突，这些都可以影响党的领导。
结果，中国的统治者面对了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些政策造就了城市的中产阶级却带来的是农村的贫困。而如今政府还继续在偏向富人的政策上犯错。今年三月，政府决定解决一些严重的农民问题，比如农村的医疗机构、教育、医疗保险，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但政府每年用于解决农民问题的预算依然占很小的比例，大量的政府开销仍然用在维持经济的繁荣上。
更甚于那个经历了数十年长期广泛地讨论的重要的法律：物权法。这虽是有悖于老一代的保守派观点的法律，但它是第一次赋予了国家和私人财产同样的权利。可是一个观点却认为，这项法律实际上是保护了那些兴起的中产阶级的贵重财产：房产、汽车、股票。在自己土地上的农民还是不能购买他们自己的土地，却会被政府强制征地。
如果这些不能达到改变，那么就会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摆在中国面前的是——当"我"世代更加壮大、富有，更加有权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推进社会和政治改革从而继续保持中国的繁荣昌盛。可能性有多大？虽然这些新兴的中产阶级并没有要求自由选举，但当他们的兴趣受到威胁时，他们却显示出了他们敢于挑战权力机构的勇气。去年10月，北京公安曾试图强制限制每个家庭只能拥有一只身高不超过14英尺（35厘米）的狗时，引发一群年轻富有的宠物狗主人进行了一场小规模的示威。在一个月内，根据香港的《南华早报》报道，胡锦涛对此进行了干预，命令北京政府收回这个限制。这是许多北京人印象中，第一次群众示威惊动了最高领导的干预的事件。
虽然它很难等同于天安门事件，但也是自由言论的一次小的胜利。如果西方期望中国的民主能像其经济一样繁荣，那么就应该支持像这样的当代进步事件，而不是那种从根本上的改革。在Gang Ji饭店，餐桌已经被收拾干净，水果和茶端了上来，而思绪也变得深刻了些。"相比父母，我们是幸运的，"在首都最顶级俱乐部工作的Maria Zhang说道，"他们一辈子什么都没有，他们为我们生活着。"滑雪运动员Wang Ning，同时也开着一家运营状况良好的广告公司，他也这样认为。"我们更加注重自我。我们为自己生活，这才是正确的。我们应对国家的经济做出贡献，这是我们的能力，一种贡献能力。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将如何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中国的未来，也取决于他们是否认为民主是对其有益的。
